楊士勛，生卒、籍貫、里居皆不詳，史傳未有記載此人事蹟。惟清代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推斷其為為唐太宗時、貞觀中期之人。因為貞觀年間，楊士勛曾於擔任國子監四門助教時，撰寫了十三卷的《春秋穀梁傳疏》。而在貞觀十二年（638）以後，參加了孔穎達主持編纂《五經》義訓的大型文化事業，並與其他學者一併負責《春秋正義》的書寫工作。五年後（貞觀十六年，642）義訓編纂完畢，楊士勛則官居國子監四門博士。
      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雖然認為，楊士勛撰的《穀梁疏》沒有孔穎達所主持《五經》義訓來得「賅洽」，但清代大學者──阮元卻說：「唐楊士勛《疏》，分肌擘理，為穀梁學者未有能過之者也」，足可見《穀梁疏》亦有其專門、特出之處。
      舉例來說，楊士勛對《春秋》經的地位雖極為推崇，但同時，亦著眼於「傳」的作用，即是解經。在他的觀念裡，《左氏》、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三傳的地位本是平等，應該被持平地看待。在作法上，楊士勛雖為《穀梁》作疏，但卻也兼取《左氏》與《公羊》二傳說法，並非傳統作法的一昧斥駁。在三《傳》互有異文異說時，存他《傳》異論，多方考驗；說法相同時，亦存相同論點，彼此佐證。而若《穀梁》對經文未發《傳》時，楊士勛便補上其他二家的說法，以玆參照。因此，常可見，楊士勛以卓然超越之姿，客觀地處理文本內部於詮釋、解析時，所引發出的歧義性，每以「或以為」、「或當」、「或曰」等語詞，表存異說，或以「理亦通也」、「事或然也」、「理亦無妨」等相近語詞，來總結異說，或通解之。這樣持論公允的眼界，使其明顯異於其他二家，一逕駁斥、貶抑他者的作法，而得「詳略得宜，要而不繁」的雍容氣度。
      此外，《穀梁疏》雖然也談版本異文、字義訓詁、音讀句法，但他也有自己著重、獨特的地方。楊士勛論「義例」，幾乎佔了一半的疏文版面。不論其面對的是《春秋》經文、《穀梁》傳文或范寧注文，多以「義例」說明書法。如「經例、眾例、常例、變例、異例、內外例、起例、蒙例、比例、依例、違例」等，進行條理式、系統化的說明，而這也就是阮元稱其文「分肌擘理」的原由之處。 
      以經學研究歷史來看，不同於官方正義對於所引用、參考的各家版本，極力尋求統一化的狀態，楊士勛私人撰著的注疏，更能客觀的看待各種不同版本間的異文。同時，官方正義為要確立其權威性、正統性，多無法過份標新立異，在詮釋、解析的風格上，僅能承襲傳統注疏學的老路子，而如楊士勛這般的私撰注疏，便可隨己意的展開持平簡約的論述方式，成就「別開生面、饒有新意」的大格局。自南北朝以降，若要學習《春秋》經，普遍流行的風氣都是從《春秋左氏傳》服虔注解、杜預注解的理路上手，而非《公》、《穀》二傳。也就是說，到唐代初年，在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二家幾乎已經被視作是「小學」狀態下（《穀梁》甚至還略遜《公羊》一籌），若不是有楊士勛承接著范寧、徐邈等人注解《穀梁》傳的成果，並詳加闡述、整理，恐怕今日《春秋穀梁傳》已成絕學

撰稿人：陳讚華